顧維鈞現在還得記，當自己率領中國代表團赴巴黎參加和會時的情景。

出行的那天，天色雖然已經很晚，但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卻燈火通明，熱鬧非凡，為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送行的儀式就在這裏舉行。盡管天寒地凍，寒風凜凜，前來送行的人還是越來越多。除了外交部全體官員和部分內閣成員，各界社會名流也紛紛趕來，甚至連英、法、美、荷、比等國駐華公使也都頂著寒風前來為代表們送行。人們快樂地談論著巴黎和會的話題，不時發出陣陣歡笑。

送行者翹首以盼，期待著外交總長顧維鈞能夠透露一下和談使命。然而卻遲遲不見代表團成員的身影，在列車將要開出半個小時前，顧維鈞一行人才匆匆的出現在了車站。出人意料的是，顧維鈞對出使使命一事絲毫沒有言及，僅與同僚故舊們寒暄，表現得相當的低調。對問及何以姍姍來遲，他的回答卻是在邊防督辦府耽擱了一些時間。

顧維鈞的低調絕不僅僅因為其溫和含蓄的性格，而是他不敢對巴黎和會的結果抱有過高的期望。所謂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顧維鈞從事外交多年，對此中的感觸，非常人所能理解。一方面，中國雖然獲得了巴黎和會的正式邀請，但西方列強當中真正對中國友好的只有美國，而美國的支持能達到何種程度，他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帶給國人“公理戰勝強權”的空前樂觀和北京政府務實的外交方針之間強烈的反差，更讓他感到如履薄冰，因而不得不慎行謹言。

而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顧維鈞之所以在邊防督辦府停留了那麽久的真正原因。

而讓送行者們感到疑惑的另一個問題是，是顧維鈞為何要舍近求遠，不是搭乘直航歐洲的輪船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國，而是繞道日本穿越太平洋，從美國橫渡大西洋。外交部對外界的解釋，則是一位發言人所說的“歐亞航線班輪稀少一票難求”。而當時興高彩烈的人們，並沒有註意到這當中的隱情。

列車在夜幕之中呼嘯前行，顧維鈞回想前些時候“歐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裏，中華大地舉國歡騰，上自政府要員，下至黎民百姓，無不沈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一年來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在中國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強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廢約”自然成了國人評判這次和談成敗的首要標準。

但是，擔任外交總長時候並不長的顧維鈞清楚，外交舞臺上並沒有所謂的公理，有的只是強權和利益。事實上，作為曾經在“二十一條”事件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顧維鈞，比任何國民都渴望“真理戰勝強權”，他不止一次認真地設想在戰後和談中“畢全功於一役”，廢除列強同中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場景，並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當年為“二十一條”與日本人苦苦爭鬥的前任外交總長陸征祥曾經告訴過他，“將來戰事完畢，必有大會，以歷史觀之，當日柏林會議、維也納會議，凡間接關系之國均可加入。此次戰事牽動全歐，或亦令間接關系國加入，亦未可知。”當時中國尚未對德宣戰，這番話被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戰之國不能與會”譏笑為天方夜譚。然而，隨後中國在袁世凱稱帝後便對德宣戰，成了一戰的直接關系國，具備了參加戰後和會的資格，而且隨著中國大量派遣海陸軍前往歐洲作戰並屢獲勝利，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夢想，對顧維鈞來說，一點一點變得真實起來，甚至讓他感覺唾手可得。

然而，當夢想就要變成現實的時候，顧維鈞還是要清醒的面對現實。一戰勝利後，北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全國放假三天以示慶祝，同時還做出了不向英國提出歸還英國在香港特權的決定；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顧維鈞不能不考慮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強的態度。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畢竟不可操之過急。根據此前中英兩國的協定，英國將在戰後和中國重新展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這也正是顧維鈞三緘其口的真正原因。

無論北京政府還是顧維鈞都很清楚，決定和談成敗的關鍵不在中國，而在美國。他必須首先征詢美國的態度，與美國就廢約問題達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眾的意願完成和談使命。想通了這一層，也就不難理解顧維鈞此行舍近求遠繞道先行前往美國的良苦用心了。

顧維鈞知道，談判的道路註定充滿意想不到的艱難曲折。但誰也沒有想到，代表團剛一出發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請。由於擔心和談橫生枝節，顧維鈞對此特地電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會見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計劃。但北京政府擔心因此過於得罪日本重啟戰端影響和談，要求顧維鈞“即行按期入日京會見，以覘日政府真意。萬一不能支，可酌減酬應，緊要接待不可忽略，事關國際，務應慎重將事，毋負委任。”因此顧維鈞不得不先行前往東京，分別與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及媾和委員牧野伸顯分別會談，但謝絕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見。顧維鈞拜會內田康哉時，為了試探日本方面的態度，專門談到了臺灣問題。內田康哉則表示：“俟大會對德交涉清楚之後，當按照前議交還中國，請勿聽西人或他方之挑撥，致生異議。”顧維鈞對內田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他此前聽說過日本軍方堅決反對原敬主持的中日秘密談判和日本將臺灣交還中國），此時的他並不了解日本國內各派勢力之間的鬥爭，因而回答說：“兩國原議自應按照辦理，將來兩國代表可就具體事項彼此接洽。”日本方面的言下之意，是由日本先與德國交涉，然後再按照中日兩國休戰時訂立的協議，將臺灣轉交給中國。對此，顧維鈞並沒有提出異議。而且在這次會談中，顧維鈞並沒有就臺灣問題是否提交巴黎和會與日本商議，因而為此後中日雙方在和會上的紛爭埋下了伏筆。

在離開東京之後，顧維鈞一行人抵達舊金山，並乘火車橫穿北美大陸，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和美國總統威爾遜進行了多次會晤，兩人就很多問題達成了共識，顧維鈞對威爾遜提出的《公正與和平》十四點建議非常讚許，表示將全力支持威爾遜的和平主張。

威爾遜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可以歸為四點：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爾遜認為組成“社會體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轉變的，其觀點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性善論”。他認為人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克服固有的缺點而日臻高尚完善，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文明。第二、戰爭可以避免。威爾遜認為，“作為國家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達成諒解，用和平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並在友好的氣氛中解決各自的矛盾”，而作為國家政權操縱者的政府官員則可以良好的協調這種意願，從而化解矛盾。第三、利益可以調和。也就是說，國家之間可以用合作與協調為手段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規避沖突和戰爭，從而實現“集體安全”。第四：建立國際組織，保衛世界和平。威爾遜倡導通過國家間的合作來解決矛盾，而是實現這一合作的途徑和渠道就是建立聯合的國際組織，用“集體安全”來替代早先大國間的均勢。

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威爾遜的觀點毫無疑問是極具前瞻性和顛覆性的，在人類的歷史上，他首次否認了大國之間擴張軍力的理性，並對大國之間的軍事擴張造成的不信任提出了強烈的抨擊。他的觀點對於世界格局影響巨大，但是其學說也有著致命的缺陷：首先國家之間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其所提出的人性改造本身也是不平衡的，而且宗教、民族、地域、血統等等的覆雜因素會使得人的修養的認識造成偏差，這樣人與人之間的絕對信任便無從談起；此外其關於國際組織的作用也過於理想化，原因在於國家之間的聯合與合作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而這種基礎的摩擦並沒有一個組織來約束，相關的國際法當然也就無法得到貫徹。國家之間必然會產生不信任而導致分歧，而此時他一力倡導的國際組織（即國際聯盟）當然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壓制這種分歧，這樣的國際組織必然會產生分裂。

威爾遜的政治理論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但其本身的致命缺陷和過於前衛使他的政治前途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政策在國會兩院中的巨大影響，鼠目寸光的兩院議員以絕對多數否決了威爾遜提出的包括美國建立並加入國際聯盟等一系列使美國跨入世界支配大國行列的議案，並且無知的將國際聯盟同歐洲古老而落後的“神聖同盟”相提並論，也使其在政府內部遭到深深的質疑。同時在國際上，他提出的“十四點原則”也被很多政治家質疑。但中國方面的大力支持仍然讓他對巴黎和會充滿了希望。

在結束了同威爾遜的會談後，中美代表團一起出發，經過40多天的長途跋涉，顧維鈞一行和美國代表團一道抵達巴黎。此時，距和會開幕只有6天時間了。

和會開幕在即，中美代表團都滿懷期望，顧維鈞等人期望在和會上達到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給中國的發展解除枷鎖，讓中國富強起來，而威爾遜則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使美國走上時代的潮頭，讓美國能夠擔負起維護“集體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責任。但到達巴黎之後，威爾遜和顧維鈞都驚訝的發現，大會還未開始，事情就已經悄悄的發生了變化。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顧維鈞曾獲知中國將有5個代表名額。但抵達巴黎以後得到的通知卻只有3個名額，讓顧維鈞震怒不已。

按照中國參戰時英法等國的許諾，中國是和主導巴黎和會的英、法、美、日、意等國並列的大國，英法等國根據各國對戰爭的貢獻，曾將協約國集團劃分成三類。第一類是“享有整體利益的交戰國”，每國5席；第二類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戰國”，指的是在戰爭中提供過有效助益的國家，每國3席；第三類是協約國陣營中對德絕交的國家，每國2席。按照這種原則，向歐洲提供了上百萬軍隊和勞工並為戰爭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國理所當然的應該列入第一類國家，擁有5個席位，怎麽一下子又變成了3席了呢？

顧維鈞原本指望英法等國兌現中國參戰時的承諾，再加上美國總統威爾遜對中國的支持，達到“廢約”的目的。但現在竟然在關乎中國國際地位的席位名額上就先出了問題，顧維鈞的失望與震驚可想而知。

這一切，是英國和法國兩個歐洲老牌列強在搗鬼。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德國徹底戰敗，英法兩國受到了嚴重的削弱，而美國和中國卻變得強大起來，這一情況引起了英法兩國的擔憂，而日本為了削弱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地位，其代表積極暗中游說其他大國，極盡詆毀誣蔑之能事。日本人的建議得到了反感中國的法國總理克裏孟梭的支持。在一次西方各國代表參加的茶話會上，克裏孟梭以東道主的身份提出此項建議，得到了其它歐洲國家的同意，中國的代表名額也就從5席變成了3席。

在代表名額上，歐洲列強對中國正當權益的公然踐踏，已經顯露出此次和會恃強淩弱的本性。但顧維鈞還是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所宣揚的“世界公理”抱有很大的希望。為了增加中國的代表席位，顧維鈞和同僚們展開了積極的外交努力。顧維鈞先向美國代表團表示了增加席位的決心，得到了威爾遜的支持。顧維鈞隨後親自拜訪法國外長畢勳和法國總理克裏孟梭。由於克裏孟梭的糟糕態度，談話不歡而散。被激怒的顧維鈞取消了中國政府原定的給克裏孟梭授勳，並隨後向英法美意四國發去了書面聲明，表示在席位問題上決不讓步，如果不同意增加席位，中國將退出巴黎和會。

顧維鈞給北京政府發去了電報，北京政府對和談期望甚高，不同意退出大會，回電指示席位問題可以讓步，力爭達成廢約目的為主。但顧維鈞等人都認為，席位減少是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蔑視，危害極大，絕不可以讓步。在公函發出後兩天沒有得到答覆的情況下，顧維鈞等中國代表一度準備動身回國。

威爾遜得知中國準備退出和會後，對中國代表團進行了懇切挽留。威爾遜明白英法兩國的算盤，是打算借削弱中國地位之機孤立美國，中國退出和會將使自己的政治理想難以實現，並威脅到美國自身的利益。威爾遜隨後親自出面找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裏孟梭談話，表明了美國同情中國的立場，並指出如果因這席位問題導致中國退出和會，很可能會使本次和會最終流產。因為中國是協約國當中對戰爭貢獻極大的國家，中國的遭遇將會給其它協約國成員國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在威爾遜的協調下，勞合·喬治和克裏孟梭兩頭老狐貍最終很不情願的改變了主意，中國代表團增加席位的努力取得了勝利。

巴黎和會正式召開後，顧維鈞等人在會上提出中國全面廢除和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條約，直接收回臺灣的要求（他已經知道了席位問題有日本人一腿在裏面）。日本代表團得知後，竟然向大會通報，中日兩國已經私下秘密簽署了“臺灣問題”的換文，以此阻止顧維鈞等人主動提出臺灣問題的要求。到此時顧維鈞已經徹底看清了日本在和會上攪混水的意圖。

1921年12月28日，顧維鈞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有禮有節、擲地有聲的演講，闡述了中國在戰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和為世界和平所做的貢獻，要求直接廢除西方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的正義主張，同時對英法美等盟國在戰爭時期對中國的經濟援助表達了誠摯的感謝。顧維鈞的演講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歐美各國媒體爭相報道中國代表團的呼籲，為中國贏得了廣泛的國際同情。國際輿論的支持，一下子使中國在和會談判當中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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